一个朋友曾经因为撕裂而十分迷茫，但是看了胡适的书，一发而不可收拾，胡适先生的书籍浅白而清晰，书中有理论、有分析、有方法，有方向。直到今天，一些问题在胡适的书中，依然可以找到答案。

胡适老先生100年前的论断和分析，今天看来依然没有过时。虽然今天的人们对胡适有着各种各样的非议和不解，但是，依然不会影响一些人们会成为胡适那样的人，虽然这些人只是小比例。另外，须知，即使人们对胡适有非议、不解和贬斥，但这也是对胡适记忆的一种延续。

胡适先生是英美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，他的思想曾经深深地影响了几代民国学人，直到今天，依然不能不佩服胡适对历史的精准预判。有一个现象就是，凡事跟着胡适的人，都是学有所成，善始善终，这些学人的性格中没有暴力、激进、偏执、戾气和狂热。

胡适先生一辈子都在反对暴力与流血，主张社会改良，提示社会改良都是一步一步，一点一滴地进行，不可能一步到位，更不可能一步到位后而不再发生变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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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适也终生提倡思想独立与自由，他的思想的独立性，不管在生前还是身后，依然保持着他的原样生态，不能为人所利用，这是胡适的不幸，但也是他本人的大幸。傀儡自然是被人利用的典范，但是一旦成为偶像，依然不能逃脱被利用的命运，偶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另外一种傀儡，因为一旦成为偶像，面目自然会被改的全非，不能独立自主，难以维持生前原有的生态。偶像是崇拜的代名词，与其说是崇拜，实际更多的则是戏弄罢了。但是，这一点胡适除外。这是胡适的厉害之处。

胡适先生更是主张容忍一切异见。他认为要想自由，就要有容忍别人异见的雅量，比如他在回复当时人们激励批判他去故宫看望溥仪时的答复中，也有这种观点。胡适直到晚年更是提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，容忍是自由的前提和基础，这也是胡适先生在美国的一个老师的主张和思想。

除了主张改良和容忍外，胡适区别于其他民国学人的最不同的一个特点，那就是他秉持的怀疑精神。他的怀疑精神不仅指向一切宏大的、抽象的、鼓噪的、振奋的概念和主义，也指向一切领袖。前者的怀疑如胡适在1919年的“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”，在这里他有一个精彩的论断：因为愚昧不明，故容易被人用几个抽象的名词骗去赴汤蹈火，牵去为牛为马，为鱼为肉。历史上许多奸雄政客懂得人类有这一种劣根性，故往往用一些好听的抽象名词，来哄骗大多数的人民，去替他们争权夺利，去做他们的牺牲。

胡适后者的怀疑，如对蒋介石的态度，这点他和傅斯年不同，傅斯年在给蔡元培先生的信中，提示蔡元培，要对蒋介石这个人提防，因为蒋介石这个人善于毁人，但是傅斯年对蒋介石还是绝对的信任。但是胡适不同，他认为领袖的话只是一个有待验证的假设，蒋介石的话不是真理，不能全信。所以胡适对蒋介石的话，则是该反驳就反驳，虽然这点让蒋介石极其没有面子，这一点也源于胡适独立的个人主义，也有胡适私塾中秉承的士大夫的自尊和自强。

需要补充的是，胡适与蒋介石矛盾重重是真，彼此欣赏也是真；彼此猜忌是真，亲密合作也是真；互相批评是真，惺惺相惜更是真。蒋胡二人确实是走到了最后，并且终生也没有撕破脸，他们依然给对方以最大的尊重和面子，即使胡适在1958年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上的风波和“雷震事件”，蒋介石还是给胡适最大的尊重，即使是面子上的。他们两人都是聪明人，也彼此知道对方的底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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